"普通话"到底是如何诞生的?


语言中潜藏的,是一部曲折的中国史。

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普通话是如今的民族共同语,然而,对于说着粤语、客家话、闽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等六大方言体系的南方中国人来说,普通话却显得如此陌生;而对于北方民众而言,这些南方方言也有如“鸟语”一般,根本听不懂。

但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作为一门被不断改造的语言,普通话本非纯粹的汉话,而南方的这些“鸟语”,才是我们的祖先,所真正说着的语言。

公元前560年,晋国召集北方诸侯商议如何讨伐楚国。

然而此时楚国强大,刚刚挫败了晋国的盟国吴国,国力日趋衰弱的北方盟主晋国,对于自己无力率众伐楚的外强中干感到恼怒,但又需要找到发泄点,于是,晋国大臣范宣子将焦点对准了北方姜戎的首领驹支,指责是戎人在搞破坏挑拨北方诸侯,以致南征楚国出现分裂。

作为与中原华夏族先民语言不通的戎人首领,此时驹支却不卑不亢,并当场朗诵了一首《诗经·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戎狄言语向来与华夏不通,驹支却能朗诵《诗经》,并且亲自与各诸侯国君臣公开辩论,这就涉及到一个语言问题,即驹支说的,究竟是什么语言,能让自身也是说着各种方言的各诸侯国人一听就懂?

难道,先秦时期的远古中国人,已经说着一门类似今天普通话一样的民族共同语了?

对此,《论语》中给出了答案。

《论语》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说,孔子在诵读《诗经》、《尚书》和主持典礼的时候,都说的是“雅言”——而雅言,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共同语。

对于门下弟子三千的孔子来说,如何与来自各个诸侯国的弟子们沟通,以及在游历诸国时向各国国君推广自己的思想,只能是通过一门远古时期的华夏族共同语——“雅言”来进行交流。

▲春秋时期,孔子经常宣讲“雅言”

语言学家指出,上古时期,“雅”“夏”相通,所谓雅言即是指夏朝人流传下来的,广泛使用于今天的黄河、洛水一带的河洛古语,由于从夏朝、商朝到周朝都定都于河洛一带,到了东周迁都洛邑后,作为各个诸侯国与天下共主东周交流的共同语,雅言此时开始向洛阳音倾斜,这也就是后世汉人广泛使用的“洛阳读书音”的古老源头。

说起来,无论是位处西北的戎人首领驹支,还是位处今天山东一带的孔子,他们所说的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汉人“普通话”——雅言。而雅言背后的河洛古语,正是今天流传于江浙一带的吴方言,以及存在于福建、广东以及台湾地区的闽方言、客家话、粤语等的共同祖先。

换句话说,在今天被视为鸟语的吴方言、闽方言、粤语、客家话等语言,要更为接近汉人祖先所使用的语言,而异族色彩浓厚的现代普通话,此时根本仍未诞生。

内部方言杂立的古老华夏族,正是通过雅言,紧密团结在了一起。也正是通过雅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沟通往来,孔子的游历诸国,以及诸子百家的纵横游说,才得以说得清、听得懂。

从夏商周以降到西晋时期,由于中国各个王朝的首都,都是基本从西向东摆动于黄河洛水的长安、洛阳一带,尤其是东周、东汉、西晋都定都于洛阳,这就使得河洛古语中的雅言“洛阳读书音”,逐渐成为了古代中国人所共同尊奉的共同语。

相传为周公旦所著,实际上成书于两汉时期的《周礼·秋官·大行人》,就记载了先秦时期,作为周王掌管诸侯朝会和出使邦国传达王命的官员的“行人”,经常要为各国人员培训先秦版“普通话”雅言和文字的事例(“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

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南迁,但是南迁的士族们却仍然说着来自中原的雅言“洛阳读书音”,当时,籍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的名士谢安(320-385),在南迁建康(南京)后,仍然喜欢用洛阳的书生腔读书念诗,由于谢安从小患有鼻炎,他发音时鼻音很重,可能有点类似于今日汉语拼音中ong的发音,但当时整个建康城(南京)的人都觉得,谢安的“洛阳读书音”实在太好听了,以致于满城的人,都喜欢捏着鼻子学谢安说话,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洛生咏”

而谢安的“洛生咏”,正是古老的汉族共同语“雅言”,在西晋衣冠士族南渡后,所带到南方的远古版中国“普通话”。

▲谢安所说的洛阳读书音,是古老的汉族雅言

作为东晋以及后续的宋、齐、梁、陈等南朝的官方语言,洛阳雅音在金陵(南京此时从建康改名金陵)也逐渐吸收了部分古老的吴越方言,到南朝的齐、梁时代,南方士族阶层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统一的雅音系统,这就是以东汉、东晋洛阳皇室旧音为基础,浸染金陵(南京)某些语音而形成的金陵雅音

也就是在这时,日本人渡海东来,在学习汉字的同时,又学习了作为“金陵雅音”的“吴音”,日后,日本人又在唐朝时期将长安的“唐京雅音”作为“汉音”传入,而今天的日语,正是在中国的“金陵雅音”和“唐京雅音”的基础上,融合日本本地方言形成的。

西晋灭亡后,尽管中国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南北朝(420—589年)大分裂时期,北方异族不断南下,但中国的雅音系统并未遭到大的破坏,相反却不断凝结在一起。

在当时的南方士族眼里,他们认为金陵雅音才是中原的正统,而北音在长时期的异族侵染下已经“渐杂夷虏”,反而是南音更多的保留着洛阳雅音的特色。

梁武帝时期,陈庆之(484-539)护送元颢北上洛阳,与北魏大臣杨元慎就梁朝和北魏谁是国家正统发生争论,对此,用雅音与北魏杨元慎进行辩论的陈庆之,用睥睨的姿态藐视说:

“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

梁朝的陈庆之说着一口金陵雅音,但作为北魏大臣的杨元慎却听得懂,这首先归结于北魏孝文帝(467-499)的改革功劳。

南北朝时期中国尽管大分裂,异族不断南下,但到了公元490年,23岁的北魏孝文帝开始从平城(大同)迁都洛阳,并强行推行汉化运动,这其中就包括禁止胡服,改易汉俗,和规定30岁以下的鲜卑人一律改学汉语“雅音”。

孝文帝规定,不学习汉语雅音的鲜卑官员一律“降爵黜官”,对于孝文帝强行推广汉语,当时孝文帝的皇后冯氏坚决反对,为此,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直接将冯氏从皇后废为庶人,理由就是皇后拒绝改说汉人的雅音“伊洛正音”。

对此,孝文帝解释说,假如不学习汉人雅音,那么几代人以后,怕是鲜卑人又将成为披发左衽的蛮夷之人(“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对于孝文帝来说,鲜卑人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能否说上一口标准的汉人雅音——伊洛之音,是与南方王朝争夺“正统”的重要标志。

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当时,无论是在西晋时期建立汉国的匈奴贵族刘渊,还是后来的北魏孝文帝,他们都极度推崇汉化和汉语,这就使得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北方动荡两百多年,但源自河洛古语的汉语雅音却一直在北方得以保存——因为在当时,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始终在朝着一个方向,即传统的洛阳读书音靠近,这就使得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两方的标准语并没有产生太大分歧。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得南北朝时期的标准语基本保持了一致

隋朝一统南北后,音韵学家陆法言做《切韵》规范当时的国家标准语时,重新将南北朝时期有所隔离的南朝金陵雅音北朝洛下雅音重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隋朝新的官方雅音系统。

而继承隋朝体制的唐朝,也将从夏商周时期就延续下来的雅音,和后来经历秦汉统一帝国改造后形成的洛阳读书音继承下来作为官方语言,一直到后来的五代十国和北宋时期,洛阳读书音作为古老的汉民族共同语,仍然拥有极高的地位。

北宋时,名臣寇准跟别人讨论天下那里的语音最正统,便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意思是说,洛阳读书音才是天下雅音的正统;而两宋交际时期的大诗人陆游(今浙江绍兴人),也在他的《老学庵笔记》中写道:

“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

但汉民族的共同语,在安史之乱以后,已经开始酝酿剧烈的变化。

从安史之乱以后,到五代十国、两宋时期,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人先后不断崛起,并南下剧烈冲击中华大地,由于北方平原地域广阔、一马平川,这就使得胡语在北方更容易渗透和流传,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北方方言更具有异族色彩,而南方由于山河阻隔,却得以保存了汉民族古老语言的原因。

从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北方汉民族不断大规模南迁,在北方士族融合吴方言改造成金陵雅音同时,来自河洛古语地区的中原子民,也辗转南下迁移至福建和广东粤东地区,并吸收了部分当地越族用语,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闽方言区,从而为汉民族保留了古老的语言种子。

当时,对于北方胡族语言不断冲击南下,汉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鄙夷性的语言,例如“胡说”、“胡来”、“胡作非为”等这些口语和书面语,其实就包含着早期汉人对于胡人等少数民族的鄙夷心态。

但语言的冲击不可避免。

前面说过,从夏商周时期开始至隋唐,中国的首都长期都是从西向东摇摆于长安和洛阳一带的黄河洛水地区,但是从五代十国开始,长安和洛阳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开封的崛起。

开封的崛起,意味着中国首都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从北向南的摆动趋势,即将真正成型到来。

▲中国首都和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东进、南下北上,深刻影响着中国语言的发展

开封在五代十国时期崛起后,作为后续的北宋首都,开封的汴京话也对唐朝延续下来的唐京雅音产生了很大影响,北宋时,在汴京话冲击影响下,汉民族的雅音开始融合了开封特色,形成了后来所称的“宋音”雅言或“中州音”。

要注意的是,北宋时的开封话和“宋音”雅言,仍然属于古代汉族雅音系统,与现在的河南话是彼此互不相通的两码事。

1127年,女真铁骑南下灭亡北宋,随着宋室南迁和南宋的建立,此后,汉族的雅音系统再次分离,并逐渐分裂成了后来的南方官话体系和北方官话体系,这也是当时南北方政治军事对峙所造成的分裂结果。

从唐朝以来,今天属于北京的幽州地区,一直都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活跃地带,当时,一种称为唐代幽州话的汉族边缘方言在幽州地区流行开来,在契丹、女真和后来的蒙古人影响冲击下,幽州话开始融合了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用语,并逐渐发展成了后来的北京话。

而原本地处边缘,与河洛古语的中原雅音系统相去甚远的幽州话,随着蒙古人的到来,即将开始剧烈改变此后700多年间的中国语言史。

1127年,女真人攻灭北宋,随后,北方地区在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先后统治下,官话体系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从中古音转为近古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原本中国南北共同推崇“洛阳读书音”的局面被改变了,这时候,南方官话随着宋室的南迁和南宋的建立,发展成了南方官话,北方则随着契丹、女真以及蒙古人的先后入侵,逐渐形成了北方官话体系。

当时,南方官话以南京为基准,北方官话则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

1279年,蒙古人正式攻灭南宋,在此前的灭金战争和后来的灭宋战争中,由于上战争动乱导致的杀戮、瘟疫、饥荒和人口的不断南迁,使得北方出现了广大的语言真空区,原本自夏商周以来一直延续流传三千多年的中原古代雅音系统,此时也在北方遭到了毁灭性的扫荡破坏

元朝定都大都(北京)以后,作为唐代幽州话嫡系的“大都语”开始出现,这也就是今天北京话乃至普通话的雏形。

此时,受到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语言先后侵蚀影响的幽州话以及后来的“大都语”,已经丧失了古代中原雅音系统所拥有的全浊音和入声。

而入声等中国古代汉族雅音和洛阳读书音消失导致的结果,就是用从元朝时期开始发端的大都语、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说的普通话,来读古代的许多古诗词时,经常会出现无